巴金对人性普适性的认同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巴金少年时期特殊的家庭成长环境；其二是巴金青年时期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礼。五四前后传入的西方文化思想对巴金人性思想的普世性认同影响颇深，特别是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法国卢梭的思想。

特殊的家庭环境

巴金从小成长于封闭守旧、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族，少年曾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后考入新式学校）。这样的成长环境无疑使巴金对封建家族对年轻一代的专断和摧残倍增反感，同时对旧式家族秩序的合理性产生质疑。然而与封建家族的冷漠无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爱的教诲和家族中底层下人善良朴实的品性温润了巴金的心灵。这种真诚的爱首先来自于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贤良淑德的中国传统妇女，具备东方传统女人所要求的一切美德，相夫教子，与人为善。她常常教育巴金待人宽容和善，要同情怜悯那些苦难穷人，要公允地对待他们。可以说，少年时期母亲爱的启蒙以及儒家孝、忠、仁、爱、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对巴金以后普世人性的认同，产生了启蒙作用。另外，青少年时期影响巴金思想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族里底层佣仆善良朴实的品性。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小就爱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间长大的”。

在当年偌大的深墙阔院里，巴金总愿意花很多时间和家里的下人们在一起，尤其是家里的马房，他很喜欢和里面的轿夫们一起消遣。在众多轿夫中，巴金对其中一位又老又瘦饱经沧桑的周姓轿夫印象颇深。时隔多年，巴金回忆幼时情形，周姓轿夫曾经对自己的诚恳说教仍然言犹在耳。下层劳役者的善良品质和悲惨命运的不对等，不仅激起了巴金对他们的无限同情和悲悯，而且更引起了巴金对造成这种不公平现状的背后根源进行深思。

由此可见，封闭专断的旧式家庭，母亲爱的启蒙教诲，善良轿夫的悲惨人生经历等诸多来自特殊家庭环境的因素对巴金自身人格积淀的影响是深刻久远的。儒家传统的仁爱、对等、诚信、自律这些道德观念雪泥鸿爪般嵌入巴金尚未成熟的精神生命。可以说这些来自特殊家庭环境的早年经历，随着岁月的积累，沉淀在巴金晚年凝固成的文化良知以及对人性普世性无可辩驳的认同。

无政府主义思想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纷纷传入中国并在大批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西方文化中自由、平等、独立、民主的理念深得人心并为当时五四青年所接受，其中就包括对自由和平等极为渴望的巴金。当时中国正逢战乱之际，国家深受两千余年独裁专制的思想禁锢以及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西方平等自由的进步思想自然而然就成为无数爱国人士为求自我解放和拯救国民的思想利器。其中俄国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巴金人性论思想都影响至深。无政府主义并不代表着一盘散沙空虚混乱以及伦理道德缺失的状况，其实它是一种自由个体者之间民主、平等、互助，共同反对独裁主义的和谐状况。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针砭时弊，并且将这些社会弊病的产生根源归结为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是一种造成人们不情愿服从的强迫力量，而屈从是产生一切邪恶的根源。人的自由本性决定了人们只情愿且应该受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不可否认，无论是理论层面上看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无政府主义思想确实有着无法克服的不足之处，关键就是它无法客观科学地掌控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规律。无政府主义主张通过废除一切国家组织的方式以达到个人绝对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这里存在着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悖论。首先，取消国家组织不一定就能实现个人自由，而且一些社会组织的废除还很有可能造成比现实状况更糟糕的混乱无序。其次，个人自由是一个相对概念，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个人绝对自由是一种理想状态，企图通过废除国家组织的方式是远不能实现的。

然而，拨开无政府主义思想内涵的缺陷暂且不谈，当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对中国无数青年渴望破旧立新的心态所带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将矛头直接指向反动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这注定要引起巴金对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的向往，对自由与平等激起强烈追求的愿望。当代有个学者谭兴国曾经评论，巴金的小说《家》，深刻揭露了封建家长专制制度，而他的《憩园》则有力鞭挞了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制度，《寒夜》则是对福与德相悖离的黑暗社会制度的愤怒痛斥，这些揭露和批判，都与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紧密相连。这位学者还认为，“没有无政府主义，就没有作家巴金。”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联系从他的笔名中可以得到印证。关于“巴金”这个笔名的前因后果，巴金在1985年回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时表示：“1928年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写完了《灭亡》，想取个笔名，刚好当时的中国同学巴恩波投水自杀了。为纪念他，我便取了‘巴’字。而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我就取了一个‘金’字，合成‘巴金’的笔名。”如上所述，克鲁泡特金是当时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人士，巴金译读其著作，可见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追随热情。然而极为不幸的是，在四十年后的中国，“巴金”这个笔名成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罪证”。对于当时掌握思想决定权的一方主观臆断地将其解释为“巴”取自无政府主义首领人物巴枯宁的首字，“金”是无政府主义思想领军人物克鲁泡特金的尾字，因此巴金“分明是崇拜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就由“巴金”这个笔名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了。时至今日再回首这个情节，“巴金”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内涵褪去“文革中反革命重要证据”的政治痕迹，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层面的哲学影响，对巴金而言是伴随终身的。此外巴金对于整个人类的爱的情怀也源自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

卢梭与《忏悔录》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对巴金关于人性自由平等的艰辛与追求的影响是自始至终的话，那么卢梭及其作品《忏悔录》对巴金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让·雅克·卢梭是启蒙时代法国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其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以及《忏悔录》等。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卢梭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而且卢梭在分析自然与文明的对立过程中，使用抽象分析方法，将人类的善良本性逐渐阐明，即从“人所形成的人性”的既定人性事实中，剔除人的社会性，剩下的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卢梭经过这样一番抽象，透过现实的丑恶和社会的罪恶，追溯到人类最初的善良本性。卢梭在性善论的伦理基础上对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以及适合人类本性发展的理想环境进行探索研究。因此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相对比，卢梭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如何摆脱社会中不平等的现实桎梏？经过细致分析，卢梭肯定了只能用社会契约作为人类社会一切合法权利的基础，即社会全体成员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进行权利转让，最后产生集权力与自由于一身的“公意”，从而体现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和公共人格。

在西方社会中，卢梭天赋人权和自由意志学说的理论影响和实践意义都极为重大。不仅如此，令卢梭意想不到的是，在他逝世一百多年之后，他的自由平等思想却赢得无数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青年的敬仰和追崇，巴金便是其中最真诚的敬仰者之一。巴金在自己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将卢梭奉为“启蒙老师”，他在自己的作品《随想录》中不止一次说到他的老师卢梭。巴金在《随想录》中的《春蚕》这篇文章中这样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我从他那里学到：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可以想象，连绵细雨中，倍感压抑和苦闷的巴金徘徊在安葬卢梭先贤祠前的广场上，深情地望着金字题词“自由的奠基人”的卢梭雕像，仿佛真的可以聆听到卢梭那一句句激励人心的话语。

卢梭争取平等的自由灵魂无疑是牵动巴金心灵的。至于《忏悔录》对巴金争取独立人格和反思人性的意义，当代学者钱林森先生在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中曾有论述。据钱林森先生分析，巴金写《随想录》，根源可追溯为他对卢梭真诚的精神追求，并将此内化为对自己的道德审视，以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分子人格。